2021.05.17 星期一

　　整体雕琢的石刻墙面，在中国的传统民居当中十分罕见，但在即墨的田横镇古村落中已发现两处，此文所述东崔村的石刻墙面，图文相间，以单线白描的手法，表现祭祀场景与民俗观念，值得深入考察与研究。

东崔村石刻墙拓片（局部，王振安传拓）。

石刻拓片《共海》。

考察东崔村石刻墙。 （王振安 摄于2020年）

石刻蒲公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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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崔村石刻墙面的发现

　　青岛市即墨区田横镇的东崔戈庄村，是一处沿海自然村落，现存清代民居多栋，这些民居多数状态是更换房顶，而外墙保存比较完整。笔者在调研中发现一处清代民居，其后墙石砌部分由文字和图画凿刻而成，呈现出壁画般的宏大场景，物像清晰，图文结合，其主题表达海祭场景以及相关传统图式，是海洋文化与道教长生观念的结合。

　　该墙长4.8米，高0.9米，由41块形体相近的石料砌成，分上下四层，基本是一石一图，每图文相对独立，题材涉及当地的生产生活以及观念形态。在胶东地区，此是目前所发现的墙体雕刻面积最大的石刻。经查，该民居建筑年代是在清代晚期，刻石年代应与民居建筑相同，雕刻艺人的身份尚不能确定。

　　目前该民居处于长期闲置状态，院内杂草丛生，正因为如此，石墙反而得到了较好的保护，没有人为破坏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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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刻主题：共海

　　石刻分为文字与图画两种，亦有图文兼备形式。从文字看，以祭海为主题的篆书文字“共海”是墙面雕刻的关键词。

　　41面石刻图纹包括独立文字石刻7面，自左到右分别是“长寿”“天”（存疑）“共海”“福”“永”“人”（存疑）“永福”，独立文字皆由篆书凿刻。刻字均在砌石的第一层，文字表达具有主题引领作用，字义属于吉祥语，唯有“共海”二字特殊。 “共”是“供”的古字，两字相通。这里的“共海”即“供海”，意“祭海”，应为石刻的主题所在。

　　图文相间的石刻，分为两类，一是图画中的文字，应属于图画本体，其中有青铜器《爵》（石刻标题由笔者根据画面内容所定，以下举例同），民间以此含有加官进爵的隐喻，爵器刻有篆书“延命”二字。《寿佛与葫芦》，刻画一只香炉，其中有篆字“寿佛”，内容都与祭海相迎合。

　　图画石刻有人物、动物、植物、器物和祭品，人物类只有一例，命名为《骑驴寻梅》，画面有一位文士骑驴，前方是一株梅花，典型的文人画题材，是欧阳修踏雪寻梅的演化。动物类主要涉及吉祥类动物，包括传统臆造动物，如麒麟、凤凰。另有马、牛、羊、鹿、鸡、鸟等常见动物，其中含有吉祥意义。

　　植物类以文人画里的梅兰竹菊为主，属于明清时代民间艺术的普及题材，其他如荷花，柳树等。这些植物在表达传统儒家礼义思想和道家长生观念的同时，注意到春夏秋冬的季节展现。

　　祭祀题材的典型作品是第三层的《双鱼祭祀图》，图正面是一座寺庙建筑，一扇门关闭，一扇门敞开，建筑左右下方各有一条鱼朝向建筑。鱼祭是中国传统文化最普遍的祭祀礼仪之一，但在一个渔村就会显得格外重要。问题在于，寺庙建筑的下方刻有两条方形物，透视关系明显，似乎寺庙立于条形物之上，这是什么？颇费猜测，笔者以为，条形物是“抬木”，就像抬轿子那种扛在肩膀上的抬木，由此可知，寺庙并非真实的建筑体，而是节日中游行的纸质品，根据规模大小，由两人或四人肩抬，参与节日狂欢。各种节日的游行在乡村是相当普遍的，最热闹的有春节、元宵节和谷雨节，对于沿海渔村，谷雨节是开海的节日，也是祭海日，这一鱼祭的主题表现正是通过这种局部道具表达出来的。其中门半开，表达鱼来的含义，寄托当年的鱼捕丰收。

　　鉴于图解分析，可以推断该墙体石刻的基本功能除去民居自身的美化装饰之外，主要作为以春节、元宵节、谷雨节为代表的节日庆典与祭祀活动的场所，类似于戏剧演出的布景。在没有现代造境艺术的古代，这些看上去十分淳朴无华的景观已经是相当壮观华丽。沿海古村落由于人口稀少且缺乏公共建筑的条件下，以石刻墙增添庆典气氛，制造活动环境是古人的一种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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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刻墙的由来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大型石刻？根据实地考察，推测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是石匠造型传统的表达，根据对东崔村居民的调查，该村自古多石匠，以采石凿刻石材为生。前辈将许多石刻纹样传授给下一代，优秀的石匠还会根据时尚创造新的纹样。石匠多在下雨阴天的时候，居家凿石度日，带有消磨时间和磨炼手艺的意义，久而久之，就会积累一定数量的图刻石材，日后成为建筑材料。另外一种可能是建房在先，石刻在后，两者还有可能交替出现。

　　二是祭祀的环境需要，墙面第一排的石刻文字的形体改造是具有规律的，即将文字变形为礼器的形状：鼎和香炉的造型，属于祭祀器皿的表达。比如“共海”二字，“海”为阳刻，“共”为阴刻，“海”这个字改造为鼎型是煞费苦心的。这种变形改造并非偶然，为了表达祭祀的意愿。

　　三是石刻的技艺展示功能，由于房主人的祖先曾为石匠，那么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匠人在空闲的时候精雕细刻一些作品，以此展示自己的技艺，从而将这些雕刻的作品垒成外墙，达到某种广告效应。

　　四是石刻的外部因素，东崔戈庄与即墨古代最大的海港金口码头临近，明清以来商贸发达，富足的生活环境以及对外贸易的眼界，就使得东崔戈庄村的居民在建筑上有所追求，促使石刻走向装饰性与工艺的精美，这是石刻墙存在的经济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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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刻造型的因袭与创造

　　根据匠人技艺的传承规律，基本是前辈师傅将手艺传给下一代，有家传或收徒传承。技术含量较高的石刻依靠师徒相传，前辈师傅会存留一系列图文的样本，简易图式可以默记，复杂的需要留下摹本，以备自己或徒工的复制与参考。东崔戈庄石刻墙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石匠摹本的一种存留方式。从这个意义上看，石刻墙类似一部《画谱》，具有一定的案例作用和示范意义。

　　最值得注意的是，石刻当中有一部分属于匠人的原创作品，比如正面墙体上有一方花卉石刻，定名 《蒲公英》，似乎就是蒲公英的写生作品，这种乡间野地与房前屋后经常见到的野卉，一般不会纳入专业画家的绘画创作，历代画谱更是忽略。但匠人凭着自己的观察和兴趣，获得了属于自己的艺术。

　　另外一种方式是因势而刻，一方石材，表面粗糙，只是在一个很小的角落里有一片平面，匠人就势刻凿图饰，似乎不经意，但意趣横生。比如前墙的植物纹，定名为 《麦穗》，刻画的是两条斜出的麦穗，颗粒饱满，却有微风摆动的感觉。这种作品很可能是匠人的随性之作，源于对丰收的期待以及自身在长期的刻石过程中所获得的造型能力。

　　《麦穗》并非偶然，根据石刻在整体石材中的位置来看，其图文凿刻面并非石材的全部，只是石面的一部分，或大或小，随型而刻，这个平面大多是在采石过程自然形成，而周边的凸起部分需要凿平，形成粗糙的凿痕。图文与无规则凿痕之间形成一种特别的关系，自然与人为，粗狂与精细，造型与无形，使得每一幅画面都呈现出独一无二的艺术特征。从这个意义上看，该石墙的匠人就具备艺术原创的能力。

　　墙面的整体雕刻，是中国古代民居建筑的特例，其中的缘由值得进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