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水清 齐明山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主要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重塑各行各业。机构编制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作，肩负着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相适应的机构职能体系、深化机构改革、优化体制机制与强化编制资源管理等重要职责使命，应认识到人工智能不仅是理念革新、技术创新，更是未来发展的关键增量，必须抢占先机、大胆探索，以人工智能赋能机构编制工作高质量发展。
重塑机构编制工作流程范式的必然要求
机构编制工作本质上是一门关于党的政治资源、执政资源配置的实践科学，但工作中还存在着职能配置不具体、体制调整迟滞、编制资源配置缺乏量化依据等问题，不能适应组织机构建设越来越整体智治、越来越开放多元、越来越精准协同的特点，这就需要通过人工智能重塑机构编制工作流程范式。一是推动机构编制工作内涵式发展。将人工智能技术深度嵌入审批、管理及监督评估全链条，深度分析机构改革、体制创新与资源配置之间逻辑关系，引导职能、机构、编制等管理要素优化搭配，不断增强机构职能体系建设的整体性与协同性。二是推动机构编制资源精准化配置。从严管控是当前机构编制工作重要主题，要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更加注重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来对机构编制资源配置变化趋势作出科学预判，推动工作从“经验判断”转向“数据驱动”、从“粗放低效”转向“精准高效”。三是增强机构编制工作场景适配能力。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以来，中央和各省、市陆续出台相关政策推动“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特别是强调政府治理数智化建设，这就需要加快机构编制传统治理工具与人工智能的融合，更好提升机构编制工作服务新质生产力、基层减负与社会治理的场景应用能力。
人工智能赋能机构编制工作面临的困境
一是数据资源汇聚挖掘不够深。人工智能算法的基础在于数据的“投喂”，基础数据是影响人工智能认知水平的关键要素，在机构编制领域存在着先天性的“数据缺失”难题。比如，随着机构编制保密管理规定的规范从严，以及对舆情管控的要求越来越高，很多重要机构编制事项信息很难完成数字化转化，甚至不能链接到数智模型中，容易造成算法偏见。
二是技术应用难以精准匹配。一方面，技术路线适配度难以把握，人工智能技术存在迭代周期短、更新速度快的特点，如果选择了落后的技术，则在辅助科学决策、创新管理等方面会支撑不足；如果选择前沿技术，则在稳定性、可靠性方面又难以保障。另一方面，技术与安全要求不够匹配，机构编制数据具有较强的政治性与敏感性，需要落实好保密政策，坚持数据信息安全第一的原则。
三是数智化平台建设集成性不足。从当前的实践看，各地大多选择自主开发新的平台系统，而较少在通用的机构编制实名制系统上嵌入链接，导致不同地域、不同层级间的数智平台缺乏统一的规划，横向上无法联通，纵向上无法贯通，存在分散建设、重复建设的问题。
四是多维保障能力弱。财力上，人工智能具有建设周期长、投资数额大的特点，在当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以及财政支出收紧的背景下，开展机构编制人工智能建设的立项审批难度会不断提升。人力上，人工智能对于复合型的人才有较高要求，现有机构编制工作人员数智基础参差不齐，难以满足机构编制工作数智化转型的要求。制度上，人工智能赋能机构编制工作的法定化建设还处于空白阶段，缺少总体的制度规划与配套的监管规则。
打通人工智能建设全链条
人工智能建设不是选择题，而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答题。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并要求“加强人工智能治理”，这需要机构编制部门乘势而上，以提升数智化能力为基础，不断增强机构编制工作“数”的广度、“智”的深度与“用”的力度。
一是统筹规划人工智能建设“一张图”。人工智能赋能机构编制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强化政策引导，紧紧抓住各行业领域“十五五”规划编制的窗口期，对机构编制人工智能建设的标准规范体系、通用性应用场景以及数据库建设、数据共享、网络安全等方面进行顶层设计。同时，坚持试点先行，鼓励各地发挥首创精神，以点带面、纵深推进，不断增强人工智能应用的穿透性。
二是夯实数据汇集基础库。一方面，以实名制系统为基础数据库，归集机构编制事项审批、职能运行、监管评估、跟踪问效、监督检查以及事业单位考核等方面的数据信息，打破数据碎片化难题，实现内部数据的集成。另一方面，应积极破除“数据烟囱”，借助政务信息共享工作机制，探索引入地区人口、GDP、公共财政收入以及教育、卫生等相关部门行业数据，实现关键数据应联尽联、互联互通。
三是开辟人工智能应用新场景。数据的价值在于应用，机构编制数据资源就像矿石一样，只有经历提炼、分析、比较的过程，才能激发价值。要把打造应用场景作为发挥数智效能的关键，围绕政策研究、业务事项办理、监督评估等全链条，重塑业务流程、转变管理方式。比如，构建专用数智模型，多维勾画部门机构编制资源配置全景样貌，对空缺编制使用效益率、编制效益值等进行聚焦分析，推动实现编制资源的差异化精准投放。又如，开发自动预警机制，对教育、医疗等重点民生领域开展编制需求分析，监测关键指标数据，预测变化趋势，警示各类风险，提高资源配置前瞻性。
四是建好人工智能建设安全“防火墙”。安全防范是机构编制人工智能建设的基本底座，要完善安全保密制度，细化数据采集、传输、集成、存储、共享等环节安全规定，形成标准明确、监管科学的保密审查机制。同时，严格规范人工智能运用的范围边界，在机构改革方案拟订、重大体制机制调整等核心职能方面，审慎控制数智算法的介入程度、范围，避免技术滥用引发的决策失误和技术依赖问题。
（作者单位：山东省行政管理科学研究所 淄博市委编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