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荆玉

　　著名导演徐童日前在青岛举行纪录片《挖眼睛》的“盲盒”放映，96分钟的影片以11分钟的二后生唱段收尾。

　　内蒙古民间艺人二后生的一生堪称传奇。1991年的一段经历被他写进了唱词，改编成传统戏曲“二人台”作品后风靡当地，一度被刻成光碟发行。徐童导演的这部纪录片不止是奇观叙事，二后生在经历人间至惨之后的自我痊愈过程粗粝且漫长。在具有超拔意义的精神自救到来之前，二后生一次次在舞台上把“伤口”复现，这种疗愈方式介于原谅、宽恕和自怜之间。在放映后的交流环节，徐童导演引用了本雅明“积极的粗俗主义”的说法，从“游民三部曲”到二后生，游民群体的生活和未经修饰的真实性让观众经历钟摆式的往复冲击。

　　在这部纪录片的放映过程中，我频频联想起开心麻花的爆笑剧《开心聊斋·三生》。该剧改编自蒲松龄小说《三生篇》，书生兴于唐遭遇科举不公，自己的功名被胡大人移花接木塞给了傻儿子。到底经历几世轮回能消解受害者与施害者的仇恨？与原著中铮铮铁骨的书生不同，《开心聊斋·三生》像极了一个普通人的“有偿谅解”，三世轮回后兴于唐理解了胡老爷，甚至机会允许的话不介意变成下一个胡老爷……日常生活巨大的消解效应，在二后生的唱腔里和开心麻花舞台上“一般同”。

　　近期流传最广的当属罗永浩与编剧宋方金之间的长篇对谈。长达5个小时的播客节目里，宋方金以罕有的行内人勇气和零距离视野阐述了影视产业的各个关键问题，金句层出不穷。

　　关于电影面临的创作趋势问题，宋方金认为：主流电影创作原本是“寻找人类的遥远的神秘的相似性”（物理学家霍金语），回想起当年影迷午夜场追看《变形金刚》、“漫威”电影首映，全球影迷的审美有着类似量子纠缠般的共鸣；而当下电影观众关注的是社会学家项飙提出的“邻近性”，人口迁移、资本流动和技术连接整合了人们对社会的集体感知，在一个动态生成的社会空间里，观众更加关注《消失的她》《孤注一掷》构建的集体情绪出口，对应的则是《碟中谍》系列为代表的好莱坞大片输给了“邻近性”。情绪价值大于情怀价值，这个说法可以解释《刺杀小说家2》为代表的大制作票房为何差强人意，而近期影星不断参演接地气的小成本文艺片，也可以看作对“邻近性”的回归和认同。

　　从纪录片、商业片到文艺片，如何理解电影人对创作的恒久激情？

　　电影《编舟记》讲述了一群编辑潜心编撰一部大型字典的故事，其中“右”这个词条折磨了团队很多年。一开始对“右”的解释是：“面向西方站立时，朝北的一面为右。”但这个解释被指出会和“北”的定义互相循环，形成“套娃”式的逻辑。其他字典对“右”的解释各擅胜场：“面对钟表盘，指针从1点到5点的方向为右。”“翻开辞典时，偶数页的一侧为右。”《编舟记》里，最终由主编敲定了“右”的定义：“数字‘10’中，‘0’所在的方向即为右。”这个解释简洁、形象，又避免了循环定义。有时候一部电影解决的只是“右”这么一个小问题，然而，在看似微不足道的一个个词条里，电影人扛着观众迈向下一个更积极的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