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嘉川
大学路与鱼山路的红墙琉璃瓦拐角处，如今已成为网红青年的打卡地，在那里拍一张照片、一段视频，不仅是来过青岛的佐证，更可以在网上博取点赞，赚取流量，致使那个路口常常人满为患，交通受阻。
其实，那个街角在青岛人眼里，是再平常不过的地方了。说起来也曾经是“打卡地”，不过不是街角，而是拐过街角，进到鱼山路37号的院子里。那座罗马式建筑虽然掩映在林木之中，但难掩其文艺复兴风格特色，前有高大的廊柱，中为巨型穹顶，柱顶有4个飞翔的小天使……此建筑是当年“青岛红卍字会”驻地的一部分，其外侧廊柱上的楹联中有这样的内容：“……由己饥也，由己溺也”，意思是别人挨饿、落水就像自己挨饿、落水一样，对别人的痛苦深表同情，并以解除别人的痛苦为己任。出自《孟子·离娄下》：“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这里举办过冬季施舍棉衣、粥食一类的慈善活动；曾经看过一张图片，在这个院内人们手拿铝锅瓷盆等器皿，排队领取食物，那好像是1948年的事情。
1953年，青岛市图书馆由广西路迁到了这座建筑里，同时将古迹书库设置在了那面长长的红墙围拢的系列建筑群最后面，当年城市管理者怎样的构想不得而知，但是图书馆却给青岛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尤其是新时期解放思想以后掀起的读书热，一度让图书馆的图书被借阅得出现了书荒；二楼的阅览室总是人满为患……我那时十七八岁，几乎每个星期都要来几次。原因是虽然有借书证，但由于借书的人多，或者说有些文学类的书被借阅得太频繁，想借的书往往难以借到。那时，耿林莽先生在二楼的阅览室工作，我来一方面请他到书库里找想借到的书，再则有些阅读中遇到的问题向他请教。在那个文化生活相对贫乏的年月，读书是我青少年时期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也是一种精神周济。
我是在台东新华书店里认识耿林莽先生的，他那时四十多岁，脖子上围一条灰色的围脖儿，戴一顶宝蓝色旧呢帽，说话的声音细而轻，透着南方人的柔弱。因书店离我家不远，我几乎每天都要到书店转一下，尽管那时的柜台里书架上几乎没有什么书，但毕竟是书店，每次路过我都要进去转转，哪怕花一分钱买一份《活页文选》也是满足。我的阅读饥渴触动了耿林莽先生的怜悯之心，他主动与我打招呼，尤其有一次他到我住的楼上找同事开会，在楼梯上遇到我，他问：“你在这里住？”我很高兴地请他到家里坐。从那以后便正式与耿先生认识了。他调到市图书馆后给我办了一个借书证，以满足我读书的欲望，因此，大学路与鱼山路的街角成了我经常走过的地方，鱼山路37号院里的罗马式建筑成了我的精神楼阁与“打卡地”。
我曾经搞过“青岛文学地理”的讲座，讲给中学生们。也是沿着大学路鱼山路的街角往上讲起，从鱼山路33号的梁实秋故居，展开他在国立山东大学教书并翻译《莎士比亚全集》的活动以及他写下的“君子国”文章；继而讲校园里的闻一多，讲他继诗集《红烛》与《死水》之后，在这里写出了《奇迹》，被徐志摩称道：“闻一多三年不鸣，一鸣惊人，出了‘奇迹’”；住在福山路3号教授宿舍的沈从文，他在八关山面南的半山坡上的楼房里，写下了以八位教授为题材的《八骏图》等作品，其中短篇《月下小景》极具青岛城市特色。其代表作《边城》写的是湘西的故事，却是在青岛萌发构思的，翠翠这一人物形象是他在崂山北九水遇见一位清纯少女而获得的灵感。
如果沿着那个街角往西讲述，黄县路12号（当年6号）的老舍故居是重点。那是一座干净而亲切的院落，老舍曾在高大的银杏树下练过武术，刀枪棍棒等器具至今陈列在房内。老舍在这里完成了他的代表作《骆驼祥子》，其《樱海集》《蛤藻集》是与青岛相关的作品。在老舍的文学地图上，青岛是他成为一名职业作家的理想寄居地（此前他还以教书为主要谋生条件，文学写作还是每个寒暑假的事情）。沿着黄县路往上走，会走到观象一路1号萧军、萧红、舒群故居。萧红在这里写下中篇小说《生死场》，萧军完成了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再往西，观海二路49号（当年19号）是王统照的故居，像老舍故居一样，这里已经修缮为“王统照文学馆”对外开放。王统照在这里写下了长篇小说《山雨》等名著……
臧克家先生在《<避暑录话>与<星河>》一文中回忆道：青岛有个颇有点名望的餐馆，名叫“厚德福”，据说梁实秋先生就是它的股东之一，我们在这儿聚过餐。文友中，赵少侯先生酒量最大，家中酒罐子一个又一个。老舍先生也能喝几杯，他酒量不大，但划起拳来却感情充沛，声如洪钟……
这是当年岛上文人生活的一个片段，说的是1935年夏季共创《避暑录话》的光景。用臧克家先生的话说：在一次聚餐席上便决定要弄个小刊物出来了。《避暑录话》共出版了10期，发表散文、诗歌、翻译等作品77篇，每周编辑出版1期。“避暑”是双关语，一则青岛是天然的避暑胜地，再则是避开当时所要避开的“气候”。
“厚德福”饭庄据说是北京饭庄的分号，梁实秋先生在北京时经常光顾，来到青岛后对在河南路上的“厚德福”也是情有所钟，尤其有些食材是从北京运来的，特别中先生之意，因而入股做东，在此招待文人好友（据说还在此招待过胡适先生），可谓当年岛上文人的佳话。
就“打卡地”而言，除了具有标志性（无论哪种内涵的标志）的意义外，其背后的故事应该有时空存在的价值，尤其是文人学者在那里写下的文学作品与学术著作，在历史的背景上，与当时的地域是依存而生的关系。青岛是一个适合写作与做学问的地方吗？前辈们用他们的文字与行为告诉了后人，供年轻人根据需要与喜好选择“打卡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