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银行券、日本军用手票、伪联银券及各类债券破坏地方经济、攫取民间财富——

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对青岛的货币侵入与掠夺

青岛日报 2025年09月19日

  ■1938年1月,日军在山东头登陆侵占青岛。

  ■1938年,侵华日军在青岛及周边地区流通的朝鲜银行伍拾钱券和拾圆券。

  ■1938年,侵华日军在青岛地区投放的昭和十二年军用手票拾钱券。

  ■1938年,日军在青岛及周边地区使用的大日本帝国政府军用手票壹圆券。

  ■1938年4月8日,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青岛分行成立时发行的壹圆券。

  ■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的半分券、贰角券和壹角、伍分、壹分铝金属币。

  ■1944年,日伪裕平号印发的平度城寄存联银券伍圆、拾圆票。

  ■1944年,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发行主图为孔子对天坛的伍百元券。

  ■日本昭和十九年(1944年),北支开发债券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券壹百圆券。

  (文中图片实物均为作者藏品)

  孙守源

  青岛地处胶东半岛,中华民国时期为特别市,由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直辖,在日本全面侵华时期成为日军重点控制和掠夺的地区。

  1938年1月10日,日本司令官铃木率海军陆战队登陆青岛,随即进占胶县、即墨和胶东半岛,开始对青岛及周边地区货币侵入和经济掠夺。

  货币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命脉,生产依之发展,商品借之流通,民众赖之生活。青岛侵华日军禁止中国货币流通,企图窒息当地经济命脉,使金融崩溃,让中国人丧失抗战能力,而朝鲜银行券、日本军用手票、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券及各类债券,则充当着侵略者实现如此目的之帮凶和工具。

  朝鲜银行券粉墨登场

  “七七事变”后,侵入华北的日军最初是用朝鲜银行券购买军需物资。朝鲜银行为日本殖民地银行,是1911年日本政府侵吞韩国中央银行改名而成。1938年1月,日军在青岛馆陶路12号复业朝鲜银行青岛支店,使其成为青岛海关存款和“关余”资金的管理机构,并代理日本银行收解当地军款及杂税。青岛支店发行了拾圆、伍圆、壹圆、伍拾钱和拾钱等面值的朝鲜银行券,充作日军支付工具。1月25日,伪青岛治安维持会贴出布告,规定朝鲜银行券与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青岛分行发行的钞票等值流通,强迫市民使用。到1938年8月底,青岛“已有朝鲜银行券150万元”。

  日本军票血色掠夺

  早在1914年夏日德战争期间,日军即在青岛及周边的平度、掖县、即墨、胶县等地,投放大量的“青岛出兵军票”,竭力把军费转嫁给胶东战区的人民,以免战事支出引发日本国内通货膨胀,这是榨取中国财富的一种卑鄙手段。1938年1月,青岛日军携带大量的专为侵华战争印制的“昭和十二年(注:1937年)军用手票”,面值有拾圆、伍圆、壹圆、伍拾钱和拾钱等,充作军需,强行流通。

  随着战局扩大,军用手票不敷使用,日本政府便把日本银行昭和五年(注:1930年)拾圆券、伍圆券和大正五年(注:1916年)壹圆券,改成军用手票拾圆券、伍圆券和壹圆券,供侵华日军使用。该军票是用红杠抹去旧币“日本银行兑换券”名称并盖印红字“军用手票”而成。军票行用不久,日军发现纸币中的日本国名似中国枪毙犯人时用红笔勾名一样,似有不祥之兆,便改印“大日本帝国政府军用手票”代之。日军利用军票征用当地物资和劳务,好像是支付一定代价,实质是用一张不兑换的废纸掩盖了无偿的掠夺,所以这些血色军票引起中国百姓的反感与抵触。

  2008年6月,笔者请教1999年《青岛市志·金融志》编撰者陈枚植先生,证实以上军票曾在青岛地区流通过。问及为何青岛查不到军票相关资料时, 时年84岁的陈先生告知:“这些日本军票是一种没有准备金、专为侵华战争印制的货币,日军在占领地自带自用,不经过银行发行,所以在青岛银行档案资料中看不见有关日本军票发行流通的记载。”

  当年有关记录不见,但军票实物还在,这些跟随侵略者在青岛及周边地区蛮横流通的军用手票,是日本以战养战的罪恶见证。

  伪联银券强行通用

  1938年2月,日本假手华北日伪政权在北京成立中国联合准备银行。4月8日,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青岛分行强占中山路82号义聚合钱庄(现为青岛中信实业银行)开业,发行联合准备银行黄帝像百元券、关公像拾元券、岳飞像伍元券和孔子像壹元券与日元等值流通,这四种主币是将大清银行兑换券的印钞铜版挖改行名和头像后印制而成。6至12月,伪联合准备银行青岛分行增发由日本东京凸版印刷株式会社代印的贰角券、壹角券、伍分券和伪华北行政委员会印刷局印制的伍角券、壹分券、半分券辅币。后来又发行了日本石福株式会社代铸的壹角、伍分、壹分铝金属辅币。伪联合准备银行青岛分行在成立当日,即向被勒令复业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青岛分行各送存10万元伪联银券,又送青岛私营的金城银行、大陆银行、东莱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国华银行、上海银行等商业银行各3万元,强迫以上银行作为同业存款接受,并在支付储户存款时一律使用该券。为达到以伪联银券统一青岛及周边地区货币的目的,日伪政权禁止中国中央银行券流通,只准印有“山东”“青岛”“烟台”等华北地名的中国银行券和交通银行券暂时流通。1938年10月1日,伪联合准备银行在烟台设立分行,并在威海卫、龙口设立办事处,企图在胶东建立起殖民地金融体制。

  1939年1月10日,伪青岛特别市公署成立,取代青岛治安维持会,并将即墨县、胶县划入市区,直属伪华北政务委员会。3月1日,伪青岛特别市公署训令“各种旧通货,自(民国)28年3月11日起禁止流通”,并颁发《扰乱金融暂行治罪法》《禁止旧通货流通警察取缔实施办法》,分别规定:“所持或搬运非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所发行之货币,使之流通或意图使之流通之行为,……处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下、1个月以上有期徒刑,或1万元以下、500元以上罚金”;“对于旧通货之发行银行,由中国警务机关在日本宪兵协力之下,于3月11日应施行检查旧通货之现存数,应采不准再流通之措置。对于旧通货发行银行以外之中国方面银号、钱庄、典当等之金融机关,由中国警务机关在日本宪兵协力之下,于3月11日至15日之间,划分地区施行检查,应采不准再流通之措置。”

  青岛日伪政权“为根绝旧通货行使起见”,派日本宪兵强行检查青岛国家银行和私营金融部门。1939年3月13日,中国银行青岛分行致函总处报告:“是日(11日),宪兵队赴各银行查库加封,旧钞票不准动用,敝处发行库存本券、津券、沪券、角券共510,284.70元,正在切角销毁之中,现被封不能办理。又,存有现洋16,088.50元亦被查封……”4月11日,日本宪兵队强制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青岛分行把库存的银元16088.5元、1169元,全部交由伪联合准备银行青岛分行兑换为伪联银券。

  1935年,国民政府统一币制,以中央、中国、交通银行及后来的中国农民银行印发的纸币为法币。青岛日伪政权自1939年3月11日禁止法币流通,凡持有或使用中国纸币者,被视为罪犯,并用伪联银券强行收兑青岛民众手中的法币。据统计,“4月份收回75.2万元,5月份收回33.6万元,6月份收回30.9万元,合计为139.7万元,其中中国银行券占50%,交通银行券占25%,中国农民银行券占16%,其他占9%。……流通中的旧法币,凡是可以回收到,至6月底止,大都已收回,(青岛)市面上几乎已见不到旧法币的踪迹。”伪联合准备银行将夺取的一切法币资金,拿到上海外汇市场套取外汇,用其进口作战物资,扩充战备。为占领青岛流通领域,日伪加快印发联银券,其发行额逐年上升:“1938年底青岛联银券的发行额为1660.8万元,1939年11月增至3610.7万元,1940年6月底达7400万元,不久即突破1亿元。”

  日伪在胶县、即墨、平度等周边县城设立裕胶号、裕即号、裕平号,借机印发地方联银券投放市场,强迫百姓使用。如平度城东门内22号设立的裕平号印发大量的平度城寄存伪联银券伍圆、拾圆票,供平度“地方军警机关所发薪饷,行使范围以本县辖境为限”,任其地方军警持之对平度民众进行掠夺和榨取。

  日伪禁止法币流通并强行收兑,遭到青岛民众的抵制和反对。1940年8月,日本松崎雄二在《北支经济开发论》中记述:到1939年6月底,在青岛共收回法币139.7万元,占青岛法币600万元流通量的23%,“其余大部分流入内地,或被窖藏,……尽管联银券发行额累月增加,但其流通范围并未出日军统治区域,内地农民对它的看法未见进展,相反,对联银券却有避讳的倾向”。由于青岛人民不接受伪钞,青岛周边的国民党游击区和共产党根据地全力维护法币,抵制伪钞,且有英美等国给予中国法币以支持,日伪联银券一直没有成为统一使用的本位币。日伪政权面对现状划分三类地区:在一类“联银区域”,彻底禁止法币;在二类“准联银区域”,由日伪政权按四折收买法币;在三类区域,即“有望恢复治安”的地方,按四折收买并准以法币完粮纳税。青岛除市内属一类区域完全使用伪联银券外,其周边广大地区仍在使用法币或与伪联银券掺杂使用。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英美对日宣战,使侵华日军用法币套取外汇的途径被断绝,中国法币对于日本已成无用之物,日本对华的货币政策随即从利用法币转向排挤法币,将攫取的法币,运到国民党统治区和共产党根据地换取粮食和原料。与此同时,日本在青岛及周边地区还投放了大量的假法币和假山东省民生银行票,成为日军抢购物资、破坏金融秩序和谋取侵华军费的手段之一。

  日本侵华战争后期,财政困难,军费空虚,于是大量印发缺少准备金的伪钞。1942年,伪准备银行青岛分行专门发行百元券,1944年开始发行伍百元券,1945年春发行壹仟元、伍仟元券。伪联银券面额越来越大,其币值却愈来愈小。青岛地区曾流传“孔子拜天坛,五百当一元”的顺口溜,这是指票面印有圣人孔子和北京天坛图像的联合准备银行伍百元券,其购买力仅为伪联银券最初发行的壹元券,此券在青岛的发行量高达77.2亿元;而后又发行面额更大的壹仟元券44.1亿元,二者占青岛地区伪联银券流通总量的二分之一。伪联银券急剧贬值,通货恶性膨胀,当初被迫用法币兑换使用伪联银券的青岛人民一生辛劳化为乌有,两手空空,难以度日。

  日伪债券疯狂搜刮

  为了募集军费,掠夺中国财富,日军先后发行了大日本帝国政府支那事变国库债券、战时邮便贮金切手、战时贮蓄债券、政府贮蓄券等战时债券,每种债券都发行十几回,数额巨大,偿还周期长,强制购买,换取青岛人民的真金白银。如1944年日本政府通过朝鲜银行、横滨正金银行、天津银行、济南银行、青岛实业银行等发行的“北支开发债券”,计有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券壹百圆、伍百圆、壹仟圆和壹万圆四种券别,第一回发行的债券总额即达伪联银券2000万元,强制人们购买,以此来摆脱财政危机,支撑颓败战局。最终引发日占区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日伪金融统制体系濒于崩溃。

  钱财和物资是近代战争赖以进行的支柱和保证。日本侵华战争时期,禁止中国货币流通,强行投放军用手票、伪钞和债券掠夺中国人民的钱财和物资,企图“造成法币的崩溃,取得中国在国外基金,由此在财政上使现政府自行消灭”,使中国“完全丧失抗战能力,并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

  日本战败后,日伪银行券和债券化为一张张废纸,深受其害的中国人民却一分钱也没得到日本政府赔偿。遗留在青岛地区的日伪货币和债券,成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无情掠夺青岛财富的罪证!

  参考书目:

  1、孙守源主撰《山东革命根据地货币史》,中国金融出版社,2009年;

  2、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山东分行金融研究所《中国革命根据地北海银行史料》,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

  作者系中国钱币学会会员,山东省钱币学会理事,青岛市历史学会理事,著有《山东革命根据地货币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