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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⑤ ■图①②③④⑤：电视剧《繁花》海报及剧照。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首席记者  米荆玉

　　2013年12月，导演王家卫与作家金宇澄见面谈《繁花》。谈了20分钟，王家卫当即敲定，不仅要拍电影版，还要把《繁花》拍成自己的第一部电视剧，且是沪语剧。

　　10年后，随着“阿宝”胡歌爬上自己修了三次的弄堂屋顶，观众在2024年的门槛上看到了一个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80年代质朴的底子仍在，21世纪的繁华扑面而来，森林般静默的老洋房一座座铺开去，阿宝拎着酒壶，“一番逍遥，一番惆怅，瓦片温热，独饮正好”。

　　2023年12月27日，剧版《繁花》通过央视八套和腾讯视频与观众见面。《繁花》出现后，能否迅速辨识剧集领域新的影像观念并拥抱变化，已经成为鉴赏水准的金标准。作为跨年大戏，《繁花》跳出了三个固有偏见：一部以上海人为主角的剧集，用一个儒雅重情义的“宝总”取代了《渴望》里的“王沪生”；一部以上海为主角的剧集，巩固了国人这些年累积的“规矩”“腔调”等上海同义词词汇；一部以上世纪90年代为主角的故事，抛开了“还原旧时光”的思路，给出了“尊重回忆滤镜”的新思路。

　　中国之大，其他城市没有“黄河路”也有“闽江路”，没有“阿宝”也有“小哥”，《繁花》是不是可以复制的？《繁花》的复制从作家开始还是从导演开始？王家卫具有颠覆意义的开年剧带给了观者链式思考。

　　“不响”：回忆震耳欲聋

　　小说《繁花》最引人瞩目的是文本里出现1300次的“不响”。书中人物听到八卦时、被逼问真相时、见证大时代变迁时屡屡用一句“不响”来带过，表达微弱的情绪波动、内心爱憎的明灭。小说里不做解释的“不响”，在王家卫剧中借由“阿宝”之口做了解释，“做生意先要学会两个字：不响。不该讲的，讲不清楚的，没想好的，没把握的，为难自己，为难别人的事情，都不响。”在这里，“不响”变成了上海人内心潜规则的外化形式。

　　是普通话版或是沪语版，无损于王家卫《繁花》里强烈的上海性格，它更像是一部《上海传》，“阿宝”二字随时可以替换“上海”二字来代替。观众多想一步就会疑惑，“阿宝”为什么发财？仿佛他穿上宁波红帮裁缝的三件套，就自然而然掘到了资本市场第一桶金。财经博主注意到“至真园”这个关键节点，至真园遭遇厨子跳槽危机，爷叔说“我有几个好友从香港过来探亲，带了私人厨子”。接下来，钟镇涛领衔的一批正宗私厨入主后厨，有心人从这里推演出了香港资本与上海资本之间的款曲，连带阿宝背后的金主也呼之欲出。镜头换到玲子的“夜东京”，深圳股市霸总与上海股市散户的碰撞具象为黄觉与胡歌之间的较量，将30年资本市场晴雨化成了私厨里的觥筹交错。王家卫挑开包间的门帘，让我们看到了“不响”的里子。

　　《繁花》与观众之间，这次没有影评人当中介，正所谓“王家卫注解王家卫”。王家卫主动把自己的电影格调调低了一格，突然间，潜台词都清晰了，配乐本土化了，演技也更表面化了，汪明珠在屋顶吃咸水冰棍，像是安迪在肖申克的屋顶喝不冰的啤酒。单就插曲而言，《繁花》已经足以让考据癖满足了：阿宝在香港遇见初恋雪芝，小提琴前奏带出来温兆伦的《随缘》；费翔商场里宣传三羊牌，唱跳的是老粉丝钟爱的《冬天里的一把火》；阿宝在异国他乡初遇玲子，背景音乐是《东京爱情故事》主题曲《突如其来的爱情》。《繁花》前14集出现了56首歌，甚至有王家卫处女作《旺角卡门》主题曲，这种暗暗的用心也让歌迷津津乐道。

　　《繁花》勾起了知道分子、入门级影评人的表达欲。从影迷、歌迷到原著党，《繁花》可以说的太多，之所以“不响”，是发现自己其实没有什么新意，已经被王家卫说尽，已经被上海掠美，只剩捶胸叹息的份儿，这是“不响”之响，余韵绵长。

　　“时代”：大时代与小时代

　　《繁花》开播后有个奇异的现象：来自上海之外的调侃很睿智，一个登上热搜的评价是把它比作《小时代之繁花时代》，评价它的漂浮、虚浮、不及物；上海评论界引《繁花》为骄傲，认为它还原了回忆里的上世纪90年代，那时候，社会色调丰富，人们像是在迎接一个巨大的飞船，而且飞船永不落地。对“阿宝时代”的回顾，让人不由自主戴上一层增强现实滤镜，所以，当剧迷对照王家卫镜头里的至真园跟现实里黄河路上的苔圣园，会无比失落于“真身”的败落与灰颓，更加依恋《繁花》里至真园金碧辉煌的画面：“仿照了澳门葡京酒店的装修风格，雀笼的外形，钱财易进不易出。”记忆与真实都矗立在黄河路的原址，王家卫拍出了记忆滤镜，让真实如小厮般退避。

　　《繁花》播出14集后，青岛剧迷“阿战”在朋友圈贴出了一张《杀人街的故事》旧海报，配文为“早期的简版《繁花》”。确实，哪个城市没有一条黄河路这样的见证上世纪90年代的美食街呢？上世纪90年代上海人对黄河路的回忆，恰好是王家卫镜头里那么热烈堂皇、纸醉金迷，这种回忆滤镜，从美食、建筑到文学，所在皆是。

　　聚拢在《繁花》里的上海演员，也是上海特殊性辩护者。从主角里的胡歌、唐嫣、马伊琍到演配角的钢琴家孔祥东、球星范志毅、“济公”游本昌，一旦更换了沪语，立马呈现了一种文化上的间离之美。

　　《繁花》让观众意识到，上海女人不是《花样年华》里的张曼玉，不是那种用打字机的停顿表达“苏丽珍放弃周慕云”的女子。王家卫用菜肴来体现上海女性的特质：“夜东京”老板娘玲子骨子里泼辣、决绝，一碗馄饨就盘剥了阿宝50万，她那道招牌菜“阿宝泡饭”，用开水烫过的隔夜米饭不稀奇，配菜讲究得过分——糟鱼要吃七宝的，鸡爪要吃川沙的，朱家角的酱菜还有崇明的糕，换了一样阿宝都不肯下箸。分道扬镳的汪明珠也是一道菜：排骨年糕。跟阿宝共度的四年里，两人如这道菜般黏糯纠缠。一别两宽之后，排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孙俪被调侃是沪籍演员里罕有的未参演《繁花》者，大概是王家卫找不到孙俪可以比照的菜肴，反倒是她儿子“等等”客串了配角。

　　张爱玲在《到底是上海人》里写道：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阿宝在李李、玲子、汪小姐三个女人之间周旋，每个都不像是他的真爱，面对逼问他回答：“我的一颗心，早就交给这个火红的市场了”，这句台词放到2024的语境里，就是年轻人熟悉的“要搞钱”。作为“阿宝”的他重情重义，宁可为股市领路人背黑锅，为汪小姐出头挨耳光；而作为“宝总”的他骨子里充满了追逐商业利益的热情，反倒是爱情退到了次位。高压生活让阿宝变成了宝总，丧失了身份上的大格局，剩下的是“上海人”这个容易识别的文化符号，小说《繁花》原稿的名字就是《上海阿宝》。

　　剧版《繁花》的热播，让观察者回头重新审视《小时代》。二者很多地方趋同：都是一群皮相好看的人，有爷叔所谓的“派头、噱头、苗头”；都处在浮华的都市背景，从威士忌到三件套样样考究，过手的都是这个时代最精华的部分，亦即欧·亨利所谓的“葡萄、蚕丝、原生质的最好制品”；都要把自己放在身份认同最安全的地方，哪怕意味着不断斩断和舍弃。

　　我们认识了时代的“小”，逐渐放下了对郭敬明的成见；1993年背景的《繁花》和2007面市的《小时代》相继开过黄浦江同一片水面，水面平复了，大时代给小时代留下了航道。

　　“误读”：黄浦江与苏州河

　　从小说变成剧集，本就是不断误读的过程。《红楼梦》1987版争议不断，放10年后大家觉得它逐渐“顺眼”，放20年后盛誉不断，放30年后已经成为公认的经典，屹立不摇；接着，2010年李少红版《红楼梦》出现了，又是同样的“恶评——顺眼——盛赞——膜拜”过程。每个时代都有它的误读方式，误读把时代性嵌入了作品里。把各个时代的“误读”放到一起，才能看出一部经典的全貌。

　　2012年，小说《繁花》出版；2013年，王家卫就拿到了版权。在《繁花》纪录片里王家卫解释了他对阿宝的理解：“阿宝用和平饭店的英国套房做办公室，前面是黄浦江，后面是苏州河，一面是上海的面子，一面是上海的里子。这也符合阿宝的人设：宝总是他的面子，阿宝是他的里子。”黄浦江指的是日进斗金的外贸生意，苏州河指的是平头百姓吃老酒、毛豆炖雪菜的生活。“爷叔”游本昌的评价更精炼：阿宝这个人，做黄浦江的生意，操苏州河的心。然而，读过《繁花》就明白，王家卫拍的也只是原作一个侧面，甚至可以说继承了《东邪西毒》对《射雕英雄传》的大尺度改编，可能原著里的律师“沪生”、学拳的“小毛”更加有上海男人味道，不过那是属于下一个导演的“误读”功课了。

　　《繁花》对于观众来说，是一个不断带入自身的过程。像是青岛观众免不了要注意第18集，证交所大屏幕闪烁着编号“600”的“岛城啤酒”，紧邻阿宝要做的601、603两支股票。至真园老板娘李李的身份，也是一个“从深圳来的青岛人”，她风情万种又前史暧昧，直接颠覆了黄河路的规则。接受上海视角对青岛女人的凝视、重塑，本身意味着一种挑战。

　　青岛纺织业研究者姜才先认为，现代青岛女性的形象其实应该从纺织女工的秉性入手。10万纺织工人，影响了青岛整个城市的家庭结构和生活习惯，女工的高收入、大嗓门、爽朗作风一代代延承至今，渗入了青岛女人的骨子里。《繁花》塑造令人信服的上海女性形象——“玲子”马伊琍式的、“汪小姐”唐嫣式的，甚至“金花”吴越式，对青岛标签的李李是否有着“误读”变“正解”的巧合？

　　《繁花》与上海之间，交织着作者与城市的互文。暨南大学副教授、评论家唐诗人认为，在《繁花》的成功里，累积着一代代书写者的工作。“让每个城市的作家、艺术家、导演等按照某些既有的城市文化去创作，这是本末倒置。金宇澄写《繁花》如果按照张爱玲那一套去写，就不可能是我们看到的《繁花》。”唐诗人说，《繁花》里的剧情骨架，沿着上海的外经贸产业、股票市场来铺设，“其实，论外经贸的历史上海还不如广州，但广州很多作家就是讲不好这些历史，甚至看不起这些经验，还总是要去写粤菜、粤剧等等老掉牙的符号化了的东西。所以，根本不在于一个城市有什么历史，有什么食物，而是有什么作家、艺术家，让每个城市的艺术家去创造、去开创新的故事，重视那些我们不曾重视的经验，这才是密码。”

　　记者手记

　　耐得住书写的城市

　　□米荆玉

　　一部作品能极尽还原城市味道，难能可贵。《繁花》开头第一句“独上阁楼，最好是夜里”，城市与人对照的幽微曲折，尽在其中。作者金宇澄也出现在全剧第一幕：胡歌问“书的名字想好了吗？”金宇澄答“没想好，不过第一句是：独上阁楼，最好是夜里。”这种回环结构，需要同时谙熟小说与剧集才能体味。

　　耐得住书写的城市，需要耐得住书写的作家。杨志军去年获得茅盾文学奖后坦言：“我很不满意我对青岛的书写，我挖掘得不够好，尤其这座城市与海洋连接这么紧密，我们并未发现海洋给这座城市带来的力量和氛围、对这座城市的诞生起到的作用。”在杨志军看来，早期外迁来青的中原文化在青岛遇见了海洋文化，“不理解海洋就不理解青岛的人文，而文化是依附于自然的产物。早期青岛人带来了中原的文化，但是跟前海冲撞后产生了变化，我希望用这个新角度看待青岛。”

　　打开《繁花》的方式，实际上也是打开上海文化的地层，看到一代代文字书写、影像书写沉积的过程。评论家唐诗人指出，“上海味”是《繁花》的支点，“上海味是什么？张爱玲的小说、王安忆的小说、金宇澄的小说以及更多年轻作家如张怡微、王占黑的上海题材小说，所提供的上海味都不一样，加上影视剧就更繁多了。金宇澄不是超越谁的问题，而是《繁花》创造了新的上海经验、新的‘上海味’的问题。”对于青岛来说，“青岛味”的累积显然需要更多的青岛“阿宝”爬上屋顶，向这个繁华的都市交付个人经验和生命笔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