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当年从栈桥眺望“青岛新城”。

　　■②20世纪初的天后宫。

■③20世纪初青岛的村庄。

　　■青岛村。

　　■大鲍岛的黄岛街、芝罘街口，高处可眺望小港。

　　李明

　　世事如海，人生如浪，历史的回眸中朵朵浪的荣兴起落，终将湮没于波澜壮阔的海之风景。然而正是这姿态各异的浪的景观，于纷繁芜杂的时代境遇中明灭，让历史的样貌更显真切、清晰。

　　1898年，进入德占时期的早期新兴城市青岛，作为经济主体的商人、商帮与商业组织，相继成为市场繁荣的开创者。他们平衡着利益关系，润滑着经济运转，影响着社会发展，在城市从偏僻一隅到区域中心的特定场域与境遇之下辗转腾挪，构成了青岛工商业的肌理与土壤，深刻塑造着本土商业的行为模式与发展方向。“青报文史”将从这些随城而兴的商贾大亨的视角，重新审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城市之变，带读者重寻一座独特历史背景的城市初兴时的商迹。

　　丙申二月二十日，是1896年4月2日。34岁的青岛口商人胡存约似乎没有改变作息的理由。他像往常一样起床、更衣、吃饭、喝茶，并处理着生意上的事情。不到春耕季节，青岛口贫瘠的田地上看不到人，远处海上有零星的木船在捕捞作业。胡存约的大部分邻居，正聚集在村头的场院上，全神贯注地赌博。依稀的鱼腥气，在磨盘下面横七竖八的秸秆里蹿来蹿去。去往青岛口的路上，旅店、车马店、药铺、皮货铺的生意似乎并不兴旺，一些商号的松木门板上蒙着薄薄一层灰尘。天气依然寒冷，风从西北方向的胶州湾海面刮过来，裹挟着湿气，打在棉袄上，潮乎乎，凉飕飕。

　　胡存约的这一天，和昨天没什么两样。他的日常行踪，他和青岛口的联系，他在街肆捕捉到的些许世风变化，被他间或记录在一本叫《海云堂随记》的簿册中。海云堂者，隐约透露出了胡家的一丝豪气。类似这样道德传家的堂号，是胶东一带富庶人家的雅好。对胡存约一族来说，胶州湾畔的海云之间，波光粼粼，天地开阔。

　　1896年的青岛早春风景

　　长久以来，不论就自然地理还是商业地理，作为胡存约生存之地的青岛，与胶州湾都是两个密不可分的孪生体。作为连接太平洋的黄海水体的一部分，胶州湾千万年的自然存在，让之后商业与人文意义上的青岛，成为了可能。但这一切在1896年的早春，尚无任何征兆。胡存约不觉得会有变化，胡存约也不觉得应该有变化，他甚至还很满足这些的无拘无束，仿佛人、海、土地、空气是一个完美无缺的统一体，日复一日，无休无止。

　　在猝不及防的改变出现之前，如同胡存约和他的祖辈所熟悉的，胶州湾沿岸传统商业贸易，多以人口集中的海口为落脚点，逐渐形成“旅客商人云集”的集镇。板桥镇、塔埠头之外，东岸的女姑口、沧口、青岛口、金家口、沙子口都在其中。几百年中，一些口岸曾相继出现过店肆栉比的繁盛景象，行商、盐帮、船帮、货栈成为了这些海口集镇的标识。

　　毋庸置疑的是，尽管有相对活泼的原发性冲动，但就整体而言，各口所有的商业活动，都处在地方政府的控制之下，其中海关设置的税收机构亦是实施监管的重要手段。晚清青岛诸口的税关，由设置在芝罘的东海关管辖，并有专人负责。由于关税收益的激励和远离经济中心的原因，使得行政对部分海口微观贸易行为的约束相对弱化。在华夏民族的正统地理视野中，海洋素来是外域之地，贸易固然可存，但疆域的安全无疑更重要。

　　进入到19世纪晚期，胶州湾诸口里面，本属偏远之地的青岛口影响力开始扩大，商贸活动明显增多。从大清国的地方权力中心即墨县城到仁化乡青岛口，翻山越岭的路途风尘仆仆，这就不免让控制力气喘吁吁。偏离中心的大陆边缘，天高皇帝远，青岛口的贸易就容易自由生长，日久天长，日出日落，阴阳盈亏习以为常。没有人关心变化，也没有人预见变化，更没有人恐惧变化。渔船归来，门板闭合，吵嚷的现实图像就消失了，一壶高粱烧酒的力量，足以抗拒黑夜所有妖魔鬼怪的诱惑。炊烟袅袅之中，南来北往的商民安居乐业，沉浸在一阵阵海风吹拂的摇曳里，潮起潮落，枕着朝阳唤醒的沉醉，以富有韧性的迟钝开启新的一天，其乐融融。

　　商贩多了，一条土路南北连接的上下青岛村，开始变得愈加重要。肉鱼盐铺磨坊之外，旅店当铺酒馆相继出现。这就让胡存约一代本土商人获得了脱颖而出的机会，并将视线拓展到胶州湾之外。伴随着商人聚留与商事渐繁，在公共事务中扮演调停角色的商会也应运而生。

　　但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军队驻防的出现。青岛本土商会的雏形，出现于1891年大清国决定在胶州湾军事布防之后，伴随着登州总兵章高元在青岛口建立总兵衙门，吸引到青岛口的商号日益增多，商众遂立公所于前海的天后宫，推举瑞茂酒馆胡增瑞为会首。面貌模糊的瑞茂酒馆与胡增瑞，由是成为青岛口商事自治组织的起始。

　　章高元有备而来的证据，是青岛口西边前海的一座栈桥码头逐渐成形。码头有了，船靠上来，营建岸上炮台的物资和士兵吃吃喝喝的柴米油盐，也就源源不断地堆积出一个军事防区的雏形。包括胡增瑞和胡存约在内的青岛口商人，没理由不欢迎大清国军队的到来，总人数远远超过青岛口原住民的章高元军队，是口似乎挖不尽的财富深井，里面花花绿绿的需要，千奇百怪。

　　依山傍水的商贸地理

　　历史上，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是胶州湾原始贸易的典型形态。关于青岛口依山傍水的贸易情形，胡存约在《海云堂随记》中的零星叙述，像一条晾晒渔网的麻绳，去除了上面侵蚀的斑驳污渍，相互缠绕的肌理，依稀可辨：

　　第一项，是崂山水晶的贩运，以及价值提升：“吾邑劳山盛产水晶，有色白晶透者，有色暗而微紫者。往昔南船多来口采置。同治九年，顺兴义兴集金共垦，远销至沪广，大者约银五十余两，中廿余，小者次者十余两不等。甲午春，总镇购巨晶镂雕精制为桌屏，嵌金饰翠，光彩晶莹，价称千金。四月，北洋来口阅嵩武广武各营操，赞为绝顶佳晶。”同治九年为公元1870年，甲午年则是1894年，崂山水晶石从贩运沪广的小玩意，到总兵章高元把玩的“绝顶佳晶”，显露出清军布防之后商品交换价值的颠覆性变化。追逐利益的商人，没有理由不接受章高元这样的买家。

　　第二项，是对1897年前后萧条的海产品捕捞业的担忧：“今本口与女姑、仓口计三百七十余船，阴岛百二十余，鱼只青鱼、乌鱼、丁鱼、白鱼、带鱼而已，余则有花鱼或蛤蛎蟹之属，仙家寨陈氏，去春佣工网捕，以利薄而止。”渔业销售的不景气，给青岛诸海口商民的实际影响，无疑更大。

　　而就青岛口自治商会以及口内商业活动的观察，《海云堂随记》亦有记录：“丁酉三月十四日。商董首事集议本口察县商铺数目。除新近由即墨、平度、金口、海阳来此赁屋暂营者六家外，计车马、旅店七，烘炉一，成衣估衣三，油坊磨坊染坊六，杂货竹席瓷器店铺五，药铺二，当铺一，织网麻草油篓木材八，肉鱼盐铺行六，鞋帽、皮货各一，纱布绸店、广洋杂货店三，酒馆饭铺九，酱园豆腐坊各一，糕点茶室三，计六十五家，航载写船多由广洋杂货木材诸店号兼业。”丁酉三月十四日，是1897年4月15日。这一天，青岛口商董盘点的口岸商业地图，大致勾勒出一幅诸业兴旺的集镇图画。在这其中，伴随着潮湿的鱼腥味，胡增瑞、胡存约们影影绰绰的活动影像，几乎是回溯起点的仅有凭证。

　　在历史被突然改变走向之前，胡存约和定居在青岛、女姑口、沧口、沙子口和大鲍岛的一些商人，持续与大清国沿海其他口岸进行商品买卖，出口煤、花生、核桃、豆饼、豆油、瓜子、粉丝、咸猪肉、可药用的山楂果、苹果、梨和其他水果。进口商品主要来自上海和宁波，居首位的是原棉和几种棉制品，宁波的纸与竹器，另外还有南方的糖，建筑用的木材则多来自朝鲜。截止到1897年，青岛各口商品的交换范围并不大。除了棉制品和火柴外，欧制商品尚不为公众所熟知。到达胶州湾的帆船除了运有其常用货物外，也运来一些小商品。

　　猝然出现的“新城”变局

　　1897年11月巨野教案发生，两个德国传教士被杀。德国借机占领胶州湾，次年3月与大清国签订《胶澳租借条约》，开辟租借地，青岛口经年形成的商业秩序随之被打破。胶州湾事件的出现以及后来的事态演变，实质上恰恰验证了清王朝多年来对海口防御的顾虑。

　　章高元的移兵布阵，不过就是证明皇权界限的摆设。1898年，为夏历戊戌。一场深刻影响大清国政治走向的变革，很快就将在紫禁城上演。而在胶州湾东岸，伴随着迅速展开的新城开发，一个新的商业贸易现场，猝然出现。来自德国、中国南方以及山东诸县的商业移民陆续进入青岛，很快就冲垮了自然形态特征明显的传统商业。胡存约这些土著商人的占比陡然降低，市场迅速被外人瓜分，而之前闻所未闻的新型贸易形式与交易规则，也开始大行其道。

　　胶州湾商业的千年之变，就此拉开帷幕。

　　此后几年，以前海栈桥入口新设置的胶海关办公楼为标志，新的贸易和服务业中心，从青岛口向西边的“青岛新城”与大鲍岛中国城两个核心区域转移，确立起新兴贸易的市场格局。在同步建设的胶济铁路与新港口的推动下，一个连接欧洲、美国与日本的贸易中转站与商业消费城市，得以形成基本框架。

　　对吸引包括胡存约在内的华商参与“青岛新城”的经济活动，租借地当局抱有积极且乐观的态度，并视为一种策略。德国总督府十分清楚，贸易持续活跃的关键点，是新移入华商的资本规模与从业者的经验。1899年10月的一份政府报告就直言不讳地说：“不出所料，参与内地进口贸易的绝大部分人是中国人。将优秀的中国商人吸引到这里，似乎是繁荣青岛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正像所有其他沿海口岸充分证明的那样，如果没有中国商人，贸易的持续繁荣是不可想象的；把他们吸引到我们这个年轻的贸易口岸来并使他们长期待下去，也是符合德国商人利益的。”

　　胶州湾东岸、德国人口中的“青岛新城”，就此改头换面。随着风尘仆仆的战先五、刘子山、傅炳昭、朱子兴、周宝山、丁敬臣、古成章等人的到来，一批由洋行买办、土产贸易投资人、银钱商、盐商、烟商、酿造技工、厨司、铺伙构成的华商移民群体，和由年轻侍役转化的城市创业者，一同踏上了前途未卜的个人创业之路。在20世纪伊始，没有人确切知道，他们就此开创的华商繁衍史，会经历怎样的沟沟坎坎，会结出怎样的果实。但不可否认的是，大部分野心勃勃的移入者，都对青岛新城的未来不无期待。

　　情节迥异的方向逆转

　　1898年10月3日可以视为青岛新城开发的序曲。这一天，胶州湾东岸第一次依照法规进行的土地拍卖，在湿热异常的天气中开场，拉开了一台对胡存约来说情节迥异的商业戏剧的帷幕。稀稀落落的买家，在一片陌生的海滩坡地上，不事声张地创下了不凡的拍卖纪录。

　　原始数据显示，前五天德国总督府共销售了10.539万平方米的土地，每平方米的平均卖价为一块银元。值得注意的是，规划用于库房建设的地皮卖价最高，而低价售出的地块极少。这极其强烈预示着，资本对青岛新城开发以及商业兴旺的信心。

　　之前一个月，胶州湾的这块德国租借地被宣布为自由港，向各国贸易开放。自由港的范围，包括了规划中的青岛新城欧洲区与大鲍岛区、台西镇、台东镇、沧口、李村、阴岛、薛家岛等整个德国租借地区。“青岛新城”是德国租借地的核心区，除了欧洲区与大鲍岛区中国城，还包括了港口区和维多利亚海湾附近的休闲区。从欧洲区与大鲍岛区中国城通向崂山和乡区中心的道路，也被纳入了新城规划范畴。

　　随着自由港的开放，新移入的欧洲各代理公司期望总督方面能首先处理好土地销售事宜，从而尽快选定明确的办事处地址。同时令商人关注的，还有与大清国内地关税往来的衔接。当局很快就意识到，“对商人而言，当然只有在为他们的商品提供通过中国边境的优惠关税时，向这块小小的德国租借地免税输入商品才具有重大意义。对于胶澳地区的出口贸易来说，情况亦然。”这些考虑，被一一记录在租借地政府柏林报告的文件中。

　　土地销售的准备工作在1897年冬天已经开始，这包括了从华人地主手上收购土地和一部土地法规文本的制定。从上海德国领事馆调来青岛的翻译官单维廉负责处理这些事情，因为他之前曾在北京学习过汉语，并能够使用口语交流。接到外交部电令前往青岛的单维廉和他的上司上海总领事司徒白，1897年11月27日启程，12月1日抵达青岛。这个时间，离11月14日德国海军占领胶州湾不过半个月。

　　1898年10月3日“青岛新城”首次土地拍卖的实现，表明单维廉从事的一系列复杂的准备工作已经大致完成。这是涉及德国和欧洲商人业务开展和生活环境建立的一方面，至少在程序上做到了环环相扣。另一方面，在突然降临的市场机会面前，商人却并不甘愿等待关税政策的尘埃落定，随即就着急忙慌地上路了。

　　作为德国租借地，德国工商业在“青岛新城”以及山东腹地的市场影响力，第一时间就导致了贸易形态的逆转。一份调查显示，仅1898年火柴销售一项，就惟妙惟肖的显示出了这种符号性改变的力度：“光绪二十四年，德国火柴由青岛输入，日见其多。本地居民遂全用德国之火柴矣。”完成这一商品转移输送的，包括了最早进入青岛的德国禅臣、顺和、嘉卑世、捷成、太古、礼和、大丰、源通、德远、维林洋行和其后陆续抵达的哈利、瑞记洋行等欧洲知名贸易商。而着眼于本地需要的各种新商业体，如建筑商祥福洋行、啤酒酿造商兰德曼与凯尔组合、建筑材料生产商卡普勒砖瓦厂等等，也在依次搭建中。

　　对一些熟悉胶州湾周边气候的欧洲人来说，1898年中国新年到来时的冬天异常暖和，白天气温很少低于零下三摄氏度。但夹杂着大量内陆沙尘的强劲偏西北风，往往也使人感到寒意凛然。

　　对这份时断时续的寒意，习以为常的土著居民胡存约并不觉得难以忍受。他一下子不能接受的，是身份的陡然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