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实施的政策是那些受益者分散，但成本集中于少数人的政策。因为要承担政策成本的人会极力反对政策推行，而受益者则往往搭便车，希望别人挑起担子。

 ——公共选择理论奠基人曼瑟·奥尔森（Mancur Olson）在其著作《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提出的这一洞见点明了碳税设置必须克服的阻力。因为，碳税给小城市和农村地区居民带来的额外成本高于给城市居民带来的额外成本。同样，收入较低家庭的食物和交通支出占其收入的份额更大，较富裕的家庭本就在环境友好型产品和服务上支出更多。一项美国学者的研究估计，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人群承担的碳税税收将是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人群的3倍。

 “国家资本主义”给新加坡等亚洲多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不过它也包含三种主要风险。首先，这种体制过度依赖于特定的一种利益相关者身上。如果这名利益相关者没有作出利益最大化的决定，那么整个国家的经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会受到影响。其次，“国家资本主义”有滋生腐败的隐忧。最后，官僚主义可能会打压企业精神，并且损害该国的创新能力。

 ——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在财新夏季峰会上表示。他认为，在新冠危机之后，各国民众都愈发意识到了传统体制的一些缺陷。对此，应当促进政府、企业和公民社会之间更好地合作，让经济发展真正地服务于各国民众和这个星球，同时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

 在人口问题上，无论是悲观看法或者乐观看法，其实质都是更多地把人口当成了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原因；而实际上，人口并非原因，而是结果，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车伟认为，在人口问题上应该摒弃所谓乐观与悲观的看法，而要更多地聚焦于人口这一客观现实对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要如何去适应人口的变化这些问题上来。现在常常听到有人说：生育率低了，老龄化加速到来了，所以经济肯定就不行了之类的说法，其实，这样的看法并没有多少事实依据，更多地反映了一种主观判断罢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的证据更多的是经济社会发展如何影响人口的变化，如随着经济发展、教育水平提高以及妇女社会参与程度的提高，生育水平必然会不断下降；而人口变化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证据并不充分。现在到了需要澄清人口和经济增长之间那些不正确认识的时候了。

 有人将职业教育问题总结为“低、多、少、差、缺”五字：社会认可度低；类型杂多、模式杂多；人员少、学生少、教师少、设备少；师资差、设备差、学生实践水平差；法律法规缺、支持政策缺、投入缺。其中，社会认可度低是最突出的问题。

 ——近日，《职业教育法》1996年施行以来首次大修，在审议修订草案时，多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提出，要靠职业教育的魅力吸引学生，而不是通过名额硬性分流。

 数年前，海外消费者对中国品牌的印象仍然是低价低质；而今，这种印象变成了创新、性价比高。西班牙有些消费者宁愿等半个月的时间，从AliExpress（国际版淘宝）买东西，大家觉得很酷。

 ——凯度大中华区总裁王幸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她认为，这种认知变化的背后反映了中国品牌在海外的优势：一是快速响应，比当地品牌都快；二是引领创新；三是中国品牌在物流、电商、O2O上有先天基因，而物流和运营上的优势，能被消费者明显感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