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关于中国共产党在胜利后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思考，有三次谈话影响深远，即“甲申对”“窑洞对”“赶考对”。这三次对谈所提出的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观点，与党的重大历史事件紧密关联，关乎党的生死存亡和长治久安。

　　毛泽东和郭沫若的“甲申对”

　　1944年，郭沫若创作《甲申三百年祭》，通过总结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从胜利走向失败的历史教训，警示人民“切勿重蹈李自成胜利时骄傲的错误”。该文扭转了以往史籍对农民起义的诬蔑，指出农民革命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明王朝的灭亡是执政者自身腐败、失去民心所致。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人民全民族抗战胜利的形势已趋明朗。中国共产党决定借纪念李自成农民起义胜利三百周年之际，在文化战线对国民政府进行政治反击。1944年3月10日，郭沫若完成《甲申三百年祭》，3月19日至22日，《新华副刊》连续4天刊载该文。

　　国民党对郭沫若展开公开批评和打击，指责该文鼓吹败战主义和亡国思想。而中国共产党则采取了大张旗鼓的宣传和褒扬方式。毛泽东将该文列入整风运动的重要学习材料，要求全党高级干部认真学习。4月12日，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报告中指出：“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6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与军委总政治部向全党发出联合通知，强调全党必须永远保持清醒与学习态度。

　　毛泽东向全党推荐《甲申三百年祭》，旨在告诫同志们“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毛泽东和黄炎培的“窑洞对”

　　“窑洞对”提出了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的问题，并试图在国家治理中找到一条新的民主之路。1945年6月1日，黄炎培等7名民主爱国人士联名发出电报，向延安的中共领导人表达对当前局势的担忧。6月1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复电，热烈欢迎黄炎培等前往延安。7月4日，毛泽东特邀黄炎培到杨家岭窑洞做客，黄炎培提出：“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黄炎培对于如何打破“民族兴亡周期率”的思考最早可追溯至1942年6月。毛泽东在“窑洞对”中说的话，并非随口而谈。实行民主，让人民监督政府，这一理念起源于中国共产党在江西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之时。在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就在边区搞了三次普遍、平等、直接、自由的民主选举，并公开向全国人民提出建立“三三制”政权的主张。

　　黄炎培认为，创业者起初励精图治，但环境改变后，逐渐追求享乐，精神上变得懈怠；先辈们辛苦打拼，后代却满足于现状，惰性发作，最终演变成难以扭转的风气；改朝换代后，新统治者盲目扩张，导致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减弱，难以实施有效管理。毛泽东提出的观点蕴含了人民、民主、监督三个核心要素：人民是国家的主人，通过群众路线实现人民治国；民主治国体现人民意志，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关键；人民监督政府，防止权力滥用。

　　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赶考对”

　　“赶考对”体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破解历史周期率的深刻忧思和远见卓识。1949年3月，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胜利召开。毛泽东提示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3月23日，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离开西柏坡向北平出发。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笑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赶考对”可以看作是对“甲申对”的一种时空回应。毛泽东提出“进京赶考”的底气源于在西柏坡时期，面对即将到来的全国革命胜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成功破解“赶考”的命题，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实践和准备。

　　在全国执政后，毛泽东更是以“进京赶考”的态度和“决不当李自成”的决心，将自我革命的政治基因注入新中国的政权体系当中，并以开展整党整风运动、“三反”运动等形式纯洁党员干部队伍。毛泽东对跳出历史周期率的认识，随着中国革命进程向前推进不断深化，体现了对同一问题在持续探索过程中不断发展的过程。  武春霞